导言
GDELT的上述特征为诸多社会问题的定量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近年来，国内外不少学者利用该数据库开展了国际关系量化研究的尝试，所用方法包括事件分值的加和、事件分值的均值以及事件被报道次数的加和等。然而，现有关于衡量双边关系程度的方法均存在一定的不足。我们的研究表明，各国年度事件数/GS加和与GDP之间存在着很好的线性关系（对数坐标下），以1979~2019年GDELT中各国的事件数为例，详情见图1。这意味着一国经济实力越强，与其相关的事件越多。故使用绝对量来衡量双边关系的做法欠妥。另外，严重程度不同的事件对双边关系造成的影响也不同，例如，冲突程度为-1的事件（即使被大量提及）可能对双边关系造成的影响微乎其微，相反，冲突程度为-10的事件（即使被提及次数较少）也可能会对双边关系造成很大影响。更重要的是，现有的方法无法从定量层面解答中美关系质变与否的问题，更难言准确揭示其关键的时间节点。本文使用GDELT数据构建双边关系指数（Bilateral Relationship Index, BLR），希冀为上述问题提供有效而准确的答案。
就双边关系而言，政府（官方）层面的态度通常被认为是关系走向的重要表征，但国际关系的行为体（代理人）除政府外，还有一些非政府组织，如跨国公司、利益集团、国际政府组织等。为了比较中美政府和非政府间来往的差异，我们从1979年到2020年12月的GDELT的新闻事件中分离出了三类事件，新闻事件类型包括中美全部新闻、中美任意一方含有政府（GOV）的事件、中美双方均含有GOV的事件。它们的数量列于表1。从表1中可看到，中美双方均含有GOV的事件数为42323，而中美间全部的事件数为2092876，后者是前者的49.5倍；而中美任意一方含有GOV的事件数为372314，中美间全部事件数是其5.6倍。如表1所示，中美间所有事件数的时间序列远高于双方均含有GOV的事件数的序列，即中美双方所有新闻比限定为GOV新闻时包含着更多更全面的信息。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两国间交往的方式和途径越来越丰富，政府层面以外的互动在影响双边关系中所起到的作用更加不容忽视，因此，为更准确地衡量双边关系，应全面系统地考虑两国间各种形式的交往行为。
表 1 中美两国新闻事件数量
考虑到在两国交往过程中，冲突与合作共存，因此本文基于GDELT构建一种计算中美双边关系的方式时将冲突和合作分开计算，这既有助于表征相同时间节点上两国在冲突与合作层面的双边关系的程度，又利于观察两国在冲突与合作层面双边关系的动态演变。我们定义合作/冲突双边关系指数（Bilateral Relationship Index）BLR为：其中一国在另一国的国际事务中的合作或冲突的贡献×两国间一段时间内累计的合作或冲突的占比。根据上面的计算方法，它的值介于[0，1]之间。基于该方法，任意两国间的BLR指数均可计算。需要说明的是，在GDELT中，就国际事件而言，其涉及的两个Actor，Actor1为事件的主动方，Actor2为事件的被动方，这意味着对于两个国家（i, j），BLR?(±)ij与BLR?(±)ji是不同的。此现象可以归因于两国的实力差距，当两国国家实力相差过大时，较弱的一方在交往中会更关注强势的一方，从而形成一种不对称现象，这种现象在双边关系中普遍存在。其后果之一是“塑造了大国和小国各自不同的关注视角，加深了双方在交往中的错误感知，进而引发两国间冲突的不断升级”。因此如果要利用量化结果全面地把握双边关系，应分别考虑弱势国家作为主动方和强势国家作为主动方的两个视角。当然，除国家实力外，双边关系还会受诸如意识形态、地缘环境、国家安全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客观而言，早期中美两国的国家实力存在较大差距，相对应的，中美关系也会具有显著的不对称性。作为“知己知彼”中的重要一环，本文将首先关注中方作为事件的主动方（中国为Actor1，美国为Actor2）时，中美双边关系指数的演化。同时，结合前文关于中美关系质变的界定，我们也将关注华盛顿方的关键对华政策及其针对中国的重要战略布局动作。
仔细观察图2，我们会发现，中美剧烈的冲突在1999年已经发生。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急剧的变化，主要是由于当时发生了美国导弹击毁我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从实力对比看，中美差距极大，美国并没有联合多方势力实施战略布局来打压中国。因此，该时间点不能被称作“质变”。此后，因为2001年的“9·11”事件以及之后长达9年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关系的冲突并没有持续上升，反而快速下降至较低的水平，并在2008年之前基本保持在这一状态。2009年，中美关系的冲突呈现出上升的态势，至2010年已经稳定在更高的水平上，显然，中美关系的冲突已经抵达新的阶段了，这是否意味着中美关系已然发生了质变？为更确切地展示这两个台阶的实际差距，本文选取了2003年1月~ 2008年12月和2010年1月~ 2016年12月两个时间区间，分别计算红色曲线的均值，前者为0.041，后者为0.069，二者近乎两倍之差（利用原始数据计算，分别为0.041、0.072，因此两者的差异更大），可见中美关系在2010年以后确实上升了一个台阶，且在随后的7年时间里，始终维持着这一状态。
图2 1997-2020 年中美冲突层面的双边关系指数
注：中美冲突指数（BLR-），其中灰色曲线的分辨率为月度，红色曲线是窗口为25个月的趋势线，右上角内嵌子图中的黑色曲线反映的是2021年1月至2月25日，以7天为一窗口的中美冲突关系指数。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两国关系抵达质变点之前，应当有一个酝酿的过程。就中美关系而言，图2显示2009年中美关系的冲突呈现上升态势，这一年是理解中美关系转变至关重要的一年。现在看来，事情转变的起点是南海。2009年3月，我国在南海拦截美军“无瑕号”海洋侦测船。3月12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欢迎我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强调提高美中两军对话水平和频率的重要性，妥善处理敏感问题。7月，美国东亚事务助理斯科特·马歇尔（Scot Marciel）在国会听证会上强调，美国不承认中国对南海的一些具体权利。马歇尔还表示，美方在与中方的讨论中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并强调美国船只将一如既往地在国际水域合法作业。从中方的政策立场看，2009年7月，我国召开了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胡锦涛主席在会上指出，“我国发展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2009年12月，我们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没有回应奥巴马的呼吁。次年7月，希拉里在越南表示，美国在南海拥有国家利益。
实际上，2009年以来，美国的战略力量已逐渐向亚太地区转移，其目的就是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显然，美国认为中国的崛起已对其造成了巨大威胁。同时，美方也意识到仅凭一国之力不足以遏制中方的发展，需联合多方势力。2010年1月，希拉里在檀香山发表关于亚太区域框架建构的讲话，着重强调美国在该地区的持续参与和领导地位，并将首要原则阐述为：将双边联盟关系作为美方区域参与的基石（cornerstone）。接下来的一年里，中国周边安全态势趋紧，美国趁机频频动作。具体表现为——
东北亚地区：
1．2010年3月“天安”号警戒舰沉没事件发生，朝鲜半岛局势动荡，美国迅速以此为契机，强化美韩军事同盟，与韩国举行了一系列针对性军事演习，甚至一度意图将航母引进黄海地区。
2. 9月，中日围绕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争端日渐加剧，中日之间的关系降至建交以来的冰点。10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与日本外相前原诚司于夏威夷进行会晤，明确强调“尖阁列岛”（我国称“钓鱼岛”）属于1960年《美日相互合作与安全条约》第五条的范围，并声称“美方致力于履行保护日本人民的义务”。
3. 11月，受“延坪岛炮击”事件影响，东北亚地区的不稳定性急剧增加，国际社会也因此变得愈加不安。12月，美日韩在华盛顿举行部长级三边会谈，商讨朝核问题并发表声明，着重强调三国在维护亚太地区和全球的稳定与安全方面的共同利益。
南亚、东南亚地区：作为南亚最大的国家，印度具有举足轻重的地缘政治意义，自然也是美国推进亚太地区战略的重要伙伴。
1. 2010年6月，美国、印度举行首次战略对话，国务卿希拉里称赞印度是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奥巴马则言称美印关系将是21世纪决定性的伙伴关系。
2. 11月6~9日，奥巴马高调访印，在议会发表讲话，支持印度长期以来争取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宣布了149亿美元的贸易协议。
3. 11月14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高峰会的闭幕当天，与会九国同意奥巴马的提案，将于来年的APEC峰会上完成并宣布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纲要，美国实际上成为亚太区域小型世贸组织的领军国，此举战略意义非凡。
南太平洋地区：在“亚太再平衡”的大背景下，南太平洋地区的地缘战略作用也开始引起华盛顿方面的重视。时任美国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局助理国务卿的库尔特·坎贝尔（Kurt M. Campbell），在听证会上强调美国太平洋大国的身份，指出太平洋地区对亚太地区的稳定至关重要，并敦促当局不要忽略亚太方程中的太平洋国家因素。
图3 1997-2020 年中美合作层面的双边关系指数的时间序列
综上所述，2010年以来，美国在全球的战略布局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尤其是整个环太平洋地区，针对中国的战略布局已基本成形。
尚有其他证据表明2010年是一个质变的时间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的GDP总量于2010年超越了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不仅新闻数据、GDP、包容性财富都表征2010年是中美双边关系发生质变的时间点，中美制造业增加值的时间序列（图4）也指示了这一时间节点——2010年，中国在制造业增加值这个重要的指标上超过了美国，而且优势还在逐年扩大，华盛顿方面无法再坐视不管。此外，中国于2013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大国。奥巴马政府执政后，虽然与中方领导人多有互访，中美在经济方面也有诸多合作，图3中的蓝色曲线也显示出了上升趋势，但通过观察图2中的红色曲线，我们可以发现，中美两国的负面状态已明显回升至“9·11”事件发生之前。前文提到，2010年，美方多次间接介入中国对外事务，特别是钓鱼岛撞船事件，并在中方周边海域举行了一系列军事演习。1月美国对台军售、2月奥巴马在白宫宅邸会见达赖，中方对此反应激烈，中美关系的负面状态至此上升并维持在一个新的台阶。
图4 2004-2018 年中美制造业增加值的时间序列（单位：亿美元，现价）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通过上述定性与定量分析的充分结合，我们有理由判断中美关系早已发生了质变，其真正的时间节点是2010年。值得注意的是，图3显示2018年3月开始，中美冲突方面的BLR呈快速上升态势（对应红色曲线快速上升），是否意味着中美关系再次发生“质变”？导致曲线上升的原因是美方以巨额贸易逆差为借口发动的贸易争端、2019年年底在中国武汉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及之后发生的双方互相关闭总领馆等事件。总的来说，在特朗普执政期，中美关系的主要特征是美方单方面主动出击打压中国，美方并没有努力在全球组织同盟以遏制中国，因此，中美关系在这段时间内并未发生“质变”。
虽然2010年是中美关系质变的一个时间点，但更多的是外交层面的战略谋划。特朗普执政的4年，中美关系有了新的重大变化，即制定了更加详细的应对方案，并打破了美国政府多年来坚持的接触战略说法，从战略和战术性上积极、主动出击去打压中国。从图2可以清楚地看出来：红色曲线在2017年以后快速上升，拜登执政后也没有改变这种趋势（具体的，可以观察图2中右上角的内嵌子图：自拜登上台以来，表征中美冲突关系的黑色曲线与其左侧的灰色曲线基本位于同一水平上）。意识到这一点，就能确切明白拜登领导的新政府将会如何调整中美关系：其冲突的基调不会改变，正所谓兵势一交，岂能卒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