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若干国家内政演化的定量刻画
国家政治进程往往具有三个特征：动量大、难以预测、经常出现相似模式。这些特征都暗示随机分形理论可以很好地用来量化政治进程。随机分形理论的一个核心是长程相关性，用Hurst指数H刻画，其取值范围在0与1。当H>0.5时，一个随机过程被称作具有长程相关性；当H<0.5<时，该过程被认为具有逆长程相关性；当H = 0.5时，该过程是无记忆性的或只是短程相关；当H>1时，该过程被认为是非平稳的。我们计算了包括东北亚在内的全球所有国家的H(t)，下面以俄罗斯为例解释国家内政发展进程是如何演变的，详见项目负责人的专著《“一带一路”大数据定量分析—任务、挑战与解决方案》。
如何理解 H 随时间上下波动？考虑政治中的两派，一个是执政党，他们严格执行现有政策，而另一个是“反对派”，如有潜力的在野党或改革派，在目标、人事或机构体系上酝酿着根本性变化。这两派在动态上是不同的。如果现行政策被强化，那么 Hurst 指数的值会持续增加。在执政党有很强的使命感或反对的声音很强烈时，这种情况会经常出现。另外，如果内外环境改变促使基本政策发生变化，则 Hurst 指数值就会快速变小。当然，如果新旧执政党的本质变化不大，那么即使发生政权交接，Hurst 指数随时间的变化仍将服从第一种模式。接下来以若干国家为例进行阐述。
基于Hurst指数的美国内政发展进程演化
图1中，H(t) 中有三次大幅的下降。第一次H(t) 的急剧下降发生在 1987 年前后，这暗示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冷战也对美国有很大的影响；接着的两次下降可以很容易地与两次伊拉克战争联系起来。
图1 基于Hurst指数的美国内政发展进程演化
基于Hurst指数的泰国内政发展进程演化
图2中，1981年， H(t) 显著增加，1981 年泰国出台了新的《政党法》，之后政党再没有因为军人集团的干预中断活动，可见其内政显然得到进一 步强化；1984 年左右， H(t)急剧下降，泰国宪法规定的过渡期即将结束之时， 总理炳?廷素拉暖利用手中权力解散了议会，国内政策发生了方向性转变；1992 年 5 月泰国爆发“五月事件”，导致政局直转急下，对应于图中的 H(t)呈迅速下 降的态势；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对泰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为了能够获得 IMF 的援助，泰国根据 IMF 的要求做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政策发生了变动， H(t)变为下降态势；此次危机过后，泰国政局进入短暂的平稳期， H(t)呈缓慢上升的趋势；自 2006 年 9 月他信政府被军事政变推翻开始，泰国政局便处于亲他信的 “红衫军”和反他信的“黄衫军”之间相互斗争的状态，但对其经济的影响微乎其微， H(t)呈现上升的趋势，在 2010 年 3 月 12 日至 5 月 19 日期间，泰国发生反政府示威，反独裁民主联盟反对民主党领导的联合政府，要求其下台，使得泰国调整了一些国内政策以缓和矛盾， H(t)出现下降。2013年8月泰国执政党提出 “特赦法案”之后，其国内发生了反政府示威活动，泰国进入政治动荡时期。 2014年5月22日，泰国军方领导人巴育接管政权，泰国在此之前的很多政策都发生变化，H(t)出现下降。
图2 基于Hurst指数的泰国内政发展进程演化
基于Hurst指数的土耳其内政发展进程演化
1980 年 9 月 12 日埃夫伦发动武装政变，逮捕主要政党头目，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并接管国家权力。图 3 中显示H(t)出现下降。埃夫伦上台后很快扭转了国内动荡的政治局面，H(t)从谷底开始反弹。1982 年 11 月的投票通过了新宪法，随后埃夫伦成为土耳其总统，1983 年上半年颁布了新的《政党法》与《选举法》，推动了土耳其重新回到政党执政的轨道，此阶段对应的H(t)快速上升。1982-1989 年H(t)变化不大。
图尔古特·厄扎尔在 1989 年接任埃夫伦成为土耳其第八任总统。其最大的政绩是对土耳其国有企业进行民营化改革，产生了许多新的中产阶级，经济发展向好，H(t)呈现先上升后比较平稳。1994 年土耳其爆发第一次金融危机，GDP 下降 6%，H(t)快速下降。H(t)接下来的一次较大幅度的下降是在 2001 年前后发生的金融危机时期，这使得原本无活力、过时保守的政治体系接受了 IMF 和世界银行推动的较为激进的结构性改革。
自2002年至2015年，H(t)整体向上爬升，说明此阶段土耳其的政策还是相对稳定的。2003 年至 2014 年 8 月，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任土耳其总理，在其任期内，通货膨胀率控制在 5%-8%，GDP 增长率达到 7.3%，创造了土耳其的经济增长奇迹。土耳其较为稳定的内政环境为中国在土耳其高铁项目［安卡拉—伊斯坦布尔（二期）］的成功建成通车提供了必要的政治基础。中国在土耳其安卡拉—伊斯坦布尔（二期）工程于 2004 年中标，2014 年通车，历时 11年，这个时间正好在土耳其内政比较稳定的 2002-2015 年这个时间区间内。2014 年 8 月埃尔多安当选为总统之后，国内政策发生变动，H(t)开始下降。
图3 基于Hurst指数的土耳其内政发展进程演化
基于Hurst指数的印度尼西亚内政发展进程演化
印度尼西亚于 1994 年 4 月进入第二个 25 年长期建设计划时期，即经济起飞阶段。政府进一步放宽投资限制，吸引外资，并采取措施大力扶持中小企业、发展旅游、增加出口，H(t)处于快速上升期，如图4所示。
印度尼西亚实行的是多党制，党派数目众多、政治利益复杂，常常以多党联合执政。1998 年 5 月 21 日，执政长达 32 年的苏哈托总统辞职，副总统哈比比接任总统，印度尼西亚开始进入民主改革的过渡期。1999 年 6 月印度尼西亚举行 30多年来第一次自由、民主的全国大选，共有 48 个政党参加，苏加诺女儿梅加瓦蒂领导的民主斗争党获 33.76%的选票成为议会第一大党。1999 年 10 月，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简称人协）选举瓦希德为总统。新总统的上任使得许多政策发生了改变，H(t)快速下降。2001 年 7 月 23 日，人协特别会议以渎职罪罢免瓦希德总统职务，梅加瓦蒂接任总统。2004 年 3 月，梅加瓦蒂与其丈夫发生争执而辞职。2004 年 7 月，印度尼西亚举行历史上首次总统直选，苏西洛成功当选印度尼西亚总统。2005 年 8 月，印度尼西亚政府与“亚齐独立运动”分离组织达成和平协议，H(t)出现下降。2006 年 7 月，印度尼西亚国会通过《亚齐自治法》。2006 年 12 月，亚齐举行地方选举，前“亚独运动”领导人伊尔万迪?尤素夫（Irwandi Yusuf）和穆罕默德?纳扎尔（Muhammad Nazar）当选省长和副省长，H(t)呈现上升趋势。2010年是印度尼西亚苏西洛总统连任后的第一年，由腐败案件引起不同政党派别之间的角逐，进而导致印度尼西亚的执政联盟出现了分裂，执政联盟中仅有两个党派支持民主党与苏西洛。最后以财政部长慕莉雅妮的辞职平息了这场风波，印度尼西亚媒体认为，反对派在这一风波中取得了胜利。这一事件对政坛冲击很大，H(t)迅速下降。印度尼西亚一方面面临着腐败导致的政府形象严重受损的问题，另一方面也面临着各执政党之间分歧导致的政府部门之间协调难度大的问题。为此，2011 年 10 月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洛对内阁进行了重组，H(t)由下降转为快速上升。2014 年 10 月 20 日，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维多多宣誓就职，其执政期间采取的取消燃油补贴、紧缩货币的政策对经济和社会造成了明显的影响，这表现在H(t)上就是下降。
显然，从图 4 中可以看出，印度尼西亚政策变动的平均时间要短于中国在印度尼西亚雅万高铁项目建设的时间（包括竞标、中标、协议签署、动工、建成等全部阶段）。雅万高铁项目最早由日本国际交通公司进行可行性研究。之后， 中日双方围绕雅万高铁项目的竞标展开激烈的竞争。2014 年 10 月印度尼西亚新 总统上任，国内政策发生了变化。2015 年 9 月印度尼西亚政府突然宣布取消高铁 项目，同时退回中日高铁方案。10 月，该项目又峰回路转。印度尼西亚政府考 虑改建 200-250 千米时速的“中速铁路”，在此次的竞标中中国是唯一的竞标者，最终成功拿下雅万高铁项目。整个竞标过程可谓一波三折。我们发现，雅万高铁项目仅在竞标过程中就遇到印度尼西亚领导层换届，新总统对上一任总统的政策实施改变，可见印度尼西亚在此阶段的内政风险比较高，这是造成雅万高铁项目竞标波折不断，甚至发生了戏剧性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图4 基于Hurst指数的印度尼西亚内政发展进程演化
基于Hurst指数的俄罗斯内政发展进程演化
对于俄罗斯来说，H(t)的下降主要发生在五个时期。第一个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苏联陷入了阿富汗战争。第二个下降发生在1985年左右，这时戈尔巴乔夫刚刚被选为苏共总书记，确实，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他改变了国内政策，这与H(t)下降是一致的。这一点，再加上苏联20世纪70年代陷入的一些战争，以及与美国的冷战，最后导致苏联解体。而2000年左右，H(t)的下降与普京掌权有关，他施行了比较不同于叶利钦的政策。然而，值得指出的是，在整个90年代，俄罗斯的H(t)是相对比较平稳的，这与俄罗斯人民在苏联解体时的强烈的被解放感有关，虽然因经济崩溃而生活窘迫，俄罗斯人民却没有怨言。2004年9月13日，在别斯兰人质事件之后，普京建议成立一个公开立法机构，将原本直接指定地方官员的制度替换。这一政策的变动加上普京增强了对恐怖主义的打击力度，使得H(t)下降很快。2007年普京将政权移交给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其在任期间，推动反腐、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重启俄美关系等，其工作得到了六成以上的俄罗斯民众的认可，此间H(t)上升较快。2012 年普京成为俄罗斯新任总统，民众对其支持率很高。因克里米亚问题，俄罗斯遭遇西方经济制裁已久，2015年西方国家延长了制裁期限。俄罗斯经济陷入深度衰退，因而不得不改变各种政策，H(t)从 2015 年左右开始快速下降。
图5 基于Hurst指数的俄罗斯内政发展进程演化
二、国家内政的动态演化在对外投资风险识别中的应用
及时准确了解一国国家内政的动态演变对于我国投资主体实施有效地识别其投资东道国/目的国的国内的政治风险具有极大的指导价值，提升中国投资主体在海外投资的成功率，降低/减少投资者因政治风险可能面临的损失，有助于“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研究团队以中泰高铁、中土高铁（安卡拉—伊斯坦布尔（二期））、印尼雅万高铁的建设为例，阐述这些国家的内政发展进程的动态演化的应用价值。
中泰高铁
中泰高铁从 2005 年提出至今，经历了他信?西那瓦、沙马?顺达卫、英拉?西那瓦、巴育?占奥差四任总理执政时期。在此期间，政治不稳定导致了泰国政策频繁变动，造成中泰铁路历时多轮谈判，协议几经修改，真可谓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那么从图2中可看出，2005-2017年泰国内政发生了几次大的波动，政策也处于不连续的状态。而在此期间中泰高铁尚处于未开工的阶段，且中泰铁路的谈判也是一波三折，这也与泰国内政的动荡是紧密相关的。因此，2005-2017 年泰国政策变动的平均时间比中泰铁路完成所需的时间要短得多。佐证了政治不稳定带来的政治风险对中泰铁路的建设实施造成了巨大的障碍。
中泰铁路从提出到实施的时间远超过泰国政策变动的平均时间，这使得国家内部政治的不稳定成为中泰铁路建设一波三折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土高铁
土耳其较为稳定的内政环境（见图3）为中国在土耳其高铁项目［安卡拉—伊斯坦布尔（二期）］的成功建成通车提供了必要的政治基础。中国在土耳其安卡拉—伊斯坦布尔（二期）工程于2004年中标，2014年通车，历时11年，这个时间正好在土耳其内政比较稳定的2002-2015年这个时间区间内。
雅万高铁
图4中能够看出，印度尼西亚政策变动的平均时间要短于中国在印度尼西亚雅万高铁项目建设的时间（包括竞标、中标、协议签署、动工、建成等全部阶段）。雅万高铁项目最早由日本国际交通公司进行可行性研究。之后，中日双方围绕雅万高铁项目的竞标展开激烈的竞争。2014 年 10 月印度尼西亚新总统上任，国内政策发生了变化。2015 年 9 月印度尼西亚政府突然宣布取消高铁项目，同时退回中日高铁方案。10 月，该项目又峰回路转。印度尼西亚政府考虑改建 200-250千米时速的“中速铁路”，在此次的竞标中中国是唯一的竞标者，最终成功拿下雅万高铁项目。整个竞标过程可谓一波三折。研究团队发现，雅万高铁项目仅在竞标过程中就遇到印度尼西亚领导层换届，新总统对上一任总统的政策实施改变，可见印度尼西亚在此阶段的内政风险比较高，这是造成雅万高铁项目竞标波折不断，甚至发生了戏剧性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详细内容请参考：高剑波 著，《“一带一路”大数据定量分析--任务、挑战与解决方案》，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