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评估是商业环境的关键问题，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一直是研究的热点。课题组以“一带一路”为例，基于GDELT数据库中的“Material Conflict”的事件（包括“Exhibit Force Posture”、“Reduce Relations”、“Coerce”、“Assault”、“Fight”、“Use unconventional Mass Violence”6类子事件），设计了一个基于戈登斯坦因子的标准化变量来评估任何一个一带一路国家在任何时期的政治风险，有利于不同国家之间的比较。同时，将政治风险分解为国内政治风险和国际政治风险两部分，进而基于时空演变的视角评估一带一路国家所面临的政治风险特征。这里展示（全部）政治风险的空间演化特征。

2013至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全部）政治风险的空间演变特征如图11所示。我们发现叙利亚、伊拉克、也门和巴勒斯坦在所有这些国家在四年中都表现出极高水平的政治风险。紧随其后的是阿富汗、黎巴嫩和以色列，这些国家在四年中至少有两年的政治风险极高。具体地，这些具有极高水平政治风险的国家面临的具体事件也各有不同。叙利亚的风险主要是来自持续的叙利亚内战和伊拉克和叙利亚伊斯兰国（ISIS）的恐怖袭击，叙利亚内战对黎巴嫩影响也很大（2011-2017）。在伊拉克，ISIS也是引发风险的主要原因，甚至与伊拉克军队爆发了伊拉克内战（2014-2017）。相比之下，也门一直在挣扎在也门危机（2011年至今）和也门内战（2014年至今）中。另外，当也门内战爆发，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进行了武装干预。2001年至今，阿富汗发生了多起战争和袭击事件，如塔利班袭击和喀布尔袭击。巴勒斯坦则主要是由于巴以冲突。对于具有高水平政治风险的一带一路国家，巴基斯坦、印度、缅甸在这四年中都达到了这个水平。沙特阿拉伯、埃及、土耳其和乌克兰在这四年中，至少有两年的政治风险达到高水平。造成这些国家具有高水平政治风险主要原因包括宗教冲突、恐怖组织、复杂关系、其他国家的干预等。例如，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之间的不和和埃及危机（2011-2014年）是造成高水平政治风险的重要原因。自1948年以来，缅甸的内部冲突是持续时间最长的内战世界上的战争，这导致了缅甸一系列的叛乱。对于巴基斯坦和印度，印度和巴基斯坦边境冲突（2016-2018年）和2019年印巴对峙是导致动荡的原因。

还需注意的是，以下国家的政治风险水平在某一时间截面发生了变化。2015年，中东欧的政治风险水平比其他时候高，这是由2014年开始的欧洲难民危机造成的。此外，2014年以来的俄乌战争，即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长期冲突，造成了乌克兰拥有高水平的政治风险。波兰也卷入了这场战争，土耳其面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也做出了军事回应。在孟加拉国，政治风险水平不仅在2015年有所上升，而且达到了极高的水平，这是2015年孟加拉国政治危机的一个表现。2017年菲律宾的高水平政治风险主要是由于菲律宾政府安全部队和ISIS之间的马拉维战役。

图11 2013至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部）政治风险的空间演变特征